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说，是战略致胜。而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持久战战略思想、游击战争战略思想，及其战略运筹、战略决断和战略指导，起了决定性作用。本文试以抗日战争为例，对战略家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作一些初步梳理。

　　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战略思想主要之点包括：

　　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拿着武器，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的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是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认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的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必须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关于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说，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必然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毛泽东和我们党倡导和发起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实施的重要载体。“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和我们党首先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和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就“七七事变”通电全国，强调“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中国共产党于同年8月22日至25日召开洛川会议，号召全党“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和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毛泽东和我们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艰辛努力，实现了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的转变，促进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逐步实现了全民族抗战。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国民党逐步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统一战线内部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国内出现了妥协、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倾向。毛泽东和我们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并确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贯彻“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在与各党派相互关系上，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则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坚决而有效地阻止了时局的逆转，维系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长期国内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强大政治动员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高超的组织领导能力，毛泽东和我们党培育的“三大作风”、“三大法宝”和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充分运用并进一步发展完善。不仅在敌后建党、建军、建政，而且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各种群众组织和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思想文化等团体，从而形成了一个包括亿万人民群众在内的完整的社会组织动员体制，为实现宏大而坚韧的全民族人民战争奠定了坚实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是人民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战争问题上的本质体现和具体运用；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在战争问题上的本质体现和具体运用。看到人心的力量，看到人民的力量，这也正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无穷威力之所在。

　　毛泽东持久战战略思想，绘就了中国必胜的恢弘图卷

　　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持久战战略思想、游击战争战略思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作用于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进程。抗日战争的空间展开，主要表现为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它的时间展开，主要表现为持久战。毛泽东持久战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深刻分析中国形势和世界局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先是用之于中国革命，继而用之于抗日战争，成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总方针。

　　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今后革命发展的速度，也一定比过去要快得多，因为中国的和世界的局面都是临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期了。虽然如此，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

　　1936年底，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深刻地指出，由于第一个特点中国是经历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和第四个特点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敌人的强大和第三个特点红军的弱小，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

　　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进而形成了《论持久战》这部著作。这是一部毛泽东军事思想成熟的标志性著作，也是一部从战略上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反侵略战争问题的标志性著作，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战略学的代表作。这部著作，有如黄钟大吕，荡除了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团团疑云；有如旭日东升，照亮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

　　在对中日双方基本国情和主要特点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毛泽东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战略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战略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第一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此阶段中，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是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第二阶段，可以名之为战略相持阶段。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关于战略相持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持久战战略思想的核心。毛泽东认为，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至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

　　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致信萧子升，预言二十年内，中日必有一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又准确地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战略阶段，而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战略预见。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的战略预见何以如此准确，毛泽东的战略智慧从何而来？毛泽东曾经讲过，一个革命政党，要领导革命到胜利，有三个必要条件是缺一不可的。这就是革命理论、历史知识和对实际运动的深入了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的战略智慧来源于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抱负，来源于他对中国和世界大局全局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深刻洞察，来源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革命规律的正确把握。

　　毛泽东游击战争战略思想，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空前奇观

　　1929年4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总结了三年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信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近，用盘旋式的打圈子的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办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1930年11月，在中央红军召开的反“围剿”誓师大会上，毛泽东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上。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副对联，集中概括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思想进一步成熟和丰富发展，形成为完备的科学形态。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毛泽东说：“你们不要看轻这‘游击战争’四个字，这是我们十几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游击战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特别是由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存在，游击战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向运动战发展等问题也发生了。这样，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到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正规战争是如此，游击战争也是如此。游击战争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或表现形式上的问题。

　　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三位一体的根本问题，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三个问题特别是建立根据地问题，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

　　关于把握战略主动。游击战争是能够建立其主动权的，主要的条件就是抓住敌人的弱点。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思想，指导抗日战争确立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坚决贯彻毛泽东游击战争战略思想，执行“基本的游击战争，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坚韧不拔地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战场发展壮大，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在1937年夏天只有人口不过150万的陕甘宁边区，到1945年夏天，收复县城150座，发展成为拥有近1亿人口、100多万平方公里的19块解放区。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四大敌后战场的形成和巩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构成了对日军后方的致命威胁。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到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战场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

　　实践证明，毛泽东和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宏大，空间最广阔；水平最高，能量最大，战略作用最突出。二战期间的游击战遍及世界各地，但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能有中国抗日游击战争那么大的能量和战略作用。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思想和他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从理论到实践，都达到了游击战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乃至整个人类战争史已经充分证明，战争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战争是包括政治力、军事力、经济力、文化力、外交力等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博弈，归根到底是战略博弈。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而战略思维、战略决断能力的强弱，不仅决定军事斗争成败，而且决定国家的前途命运。这也是我们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文章作者为李洪峰，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部原组长

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法宝

　一、全民族抗战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举国一致、同仇敌忾、共同抗击外敌入侵的斗争新局面，极大地增强了全体中华儿女抗战必胜的斗志与自信

对于这场侵略战争，日本法西斯蓄谋已久，周密部署，养精蓄锐，且国力强盛，武器先进，举国一致，疯狂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反观当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陷入战败、求和、割地、赔款的噩梦循环，外部侵扰不断，内部纷争不息，国力衰弱，民心不振不齐。经济力、军事力与日本相比，更是相差不下一个时代。1936年，日本的机械工厂有9000家，中国只有753家；化工厂日本有4300多家，中国只有40家，总数不及日本的1%。中国比较现代化的工厂只相当于日本的8.3%左右。1937年，日本年产钢580万吨，中国仅为4万吨；日本生产飞机1580架、坦克330辆，中国为零。国力与军力的巨大反差，使得日军明确地提出“速战速决”，企图以少数精兵在短期内歼灭中国军队主力，占领全中国。国际舆论和西方军事观察家也预测：中国的海军在一星期之内就会失去战斗力，空军只能支持一个多月，而陆军最多可以维持6个月。而“九一八”事变以来，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却执迷不悟，对内坚持内战政策，加紧围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对日则一味妥协退让，压制人民抗日活动，助长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使之铁蹄从关外踏进关内，并得寸进尺地把战火烧向了全中国。中华民族面临鸦片战争以来最严重、最紧迫的亡国灭种危机。面对强敌悍侵，实行全民族、全社会总动员，形成举国一致、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抗击外敌入侵的洪流，是挫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的唯一出路。卢沟桥守军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枪声，标志着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开始。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首倡者和行动者。“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中共中央就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又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声疾呼，震醒了全中国。从此，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无论是曾经血战十年的国共两党两军，还是昔日相互芥蒂很深的对手，都放下恩怨，民族大义当先，在抗日的爱国主义旗帜下，超越阶级、阶层、党派之争，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重新走到一起，共商御敌大计，共赴抗敌战场，共同担负起抗日保国、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海外侨胞，都积极投入抗日洪流，在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的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全民族共同抵御外侮的斗争新局面，把“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民长达6年的局部抗日斗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开启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局面。
　　全民族抗战的兴起，一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反抗外来侵略中被动地挨打、被动地反抗、屡战屡败的斗争困境，从而造就出空前的威震日本侵略者的强大势力场，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斗志与信心，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全新面貌，使1937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1939年7月7日，朱自清先生在卢沟桥全民奋起抗日两周年纪念日，写下了如下动人文字：“从两年前这一天起，我们惊奇我们也能和东亚的强敌抗战，我们也能迅速现代化，迎头赶上去。世界也刮目相看，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从前中国在若有若无之间，现在确乎是有了。从两年后的这一天看，我们不但有光荣的古代，而且有光荣的现代；不但有光荣的现代，而且有光荣的将来无穷的世代。”字里行间，饱含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激动、自豪与自信。

二、全民族抗战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成为中国战场以持久抗战实现由弱转强、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

国难当头，在全民族抗战的伟大旗帜下，一般民众动员起来了。卢沟桥战事爆发后，我29军需要麻袋修筑工事，北平学生和市民发起捐献万条麻袋、一万件背心运动，不到两星期，麻袋已征集得山一样高。9月5日，川军数万将士主动请缨出川抗日，御寒冬衣一时缺乏，成都、重庆各界民众首先发起劝募和捐献活动，继而全川响应。仅重庆一地就捐寒衣款20多万元，制作棉被4万余件，赶制棉衣30万件。为了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许多老人献出了多年节约的积蓄，无数车夫、工人、小贩拿出了自己的血汗钱，无数妇女捐出了她们心爱的戒指、耳环和孩子的万家锁，不少残疾人，甚至乞丐也都将自己艰难得到的一分一毛慷慨献出。人民群众自发组成各种各样的战地服务团、募捐团、救国团、救护队、运输队、慰问队、看护队、宣传队、后援会、妇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奔走于后方与前线之间，形成了一股无法阻挡的抗日洪流。人们心中充满了为国牺牲的激情。无论在哪里，只要你高举抗日的大旗，人民群众就会踊跃地聚拢在大旗之下。救国会领袖李公朴曾在书中写道：“在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动员新战士，要怎样去做……就拿着一面锣，在村子里一面敲一面喊："当兵去哟，当兵打日本，当兵保家乡"……于是老乡们就三五成群地都来了。”
　　爱国实业家和工人职员们动员起来了！为了不使中国人百年来积累的工业财富毁于炮火或被侵略者掠夺，为了不使坚持抗战失去重要的经济支持，他们通力合作，冒着敌机的追逐、轰炸和扫射，排除万难，历经数月，将大批工厂迁往内地。上海利用五金厂业主兼经理沈鸿，甚至把工厂迁到延安七十里的安塞县，并把厂子捐给了陕甘宁边区，对发展边区的机器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大规模厂矿内迁，不仅保存了一部分工矿设备和技术力量，充实了内地生产能力，而且大大改变了内地不合理的工业结构和工业布局，使川、湘、桂、陕、甘、滇、黔等省在机器、纺织、电器、矿业、面粉等方面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为形成以重庆为重心的大后方经济战略基地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力地支持了长期的抗日战争。

文艺家们动员起来了！他们纷纷拿起文艺武器宣传坚持团结抗战。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歌咏界抗敌协会、中国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等纷纷成立；各种各样的抗日戏剧、抗日歌曲、抗日诗篇、进步报刊，在敌后、在大后方、在抗日前线、在城市街道、在乡村里弄广为传播，鼓舞和激荡着每一颗爱国心。
　　海外华侨也动员起来了！在美国，卢沟桥事变当天，华侨们就成立了“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在南洋，以陈嘉庚为首的爱国华侨创建救国救乡联合组织，广大华侨为国慷慨解囊，仅1939年就汇款、捐款折合国币13亿多元，而当年全国战费为18亿元国币。大批海外赤子还不远万里归国，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据统计，仅粤籍华侨就有4万多人回国参战。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同胞，在八年抗战期间竟有约5万人冲破封锁，回到祖国大陆投身抗战。
　　在民众支援抗战的热烈情绪鼓舞下，前线将士无不抱定誓死报国的决心。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曾写道：“（1938年）十月初，第二十七师团占领箬溪一带，检查缴获的敌军官兵致其亲友信件，其内容几乎全是有关我军情况以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心，极少掺杂私事。同一时期，第一一师团检查反攻我阵地战死的敌军官兵遗体，发现死者的父母来信中，也都是鼓励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奋勇献身的言辞。”佟麟阁、赵登禹牺牲了，郝梦麟、吴克仁牺牲了，杨靖宇、赵尚志牺牲了，左权、彭雪枫牺牲了，……无数抗日将士在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用鲜血和肉体在侵略者面前筑起一道铜墙铁壁，书写着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新篇章

三、全民族抗战的坚持和发展，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一击而胜”和分化瓦解中国抗战力量的阴谋
　　卢沟桥事变一爆发，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即以民族大义致电蒋介石：“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并迅速作出四项承诺以示诚意。国内曾经充满矛盾、长期敌对的各种势力，如桂系、川系、粤系、滇系、湘系、西北军、东北军、中央军等齐聚南京，誓言共谋国难、共度时艰。国民党也开始放松党禁，同意国共合作，设立国防参议会，聘请一些其他党派和团体的知名人士为参议员，作为共赴国难的咨议机构。国内其他党派和团体，如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也纷纷表示拥护团结抗日。全民族抗战局面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著名作家巴金写道：“上海的炮声应该是一个信号。这一次全中国的人真的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日本侵略者妄想利用中国各种势力之间的历史恩怨和利益冲突，分化瓦解中国抗战力量的企图破灭了。

中国全民族抗战很快就使日军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潭。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先后发动平津保卫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等一系列大的战役。仅淞沪会战国民党就派出包括中央军、桂军、粤军、川军、滇军、湘军、东北军等在内的70多万精锐部队投入作战，抗击日寇达三个月之久，使日军逐次投入兵力达30余万人，伤亡4万多人，彻底打碎了日寇三月亡我中华的幻想。而与此同时，在忻口会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不畏艰险，深入敌后，先后在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皖南、苏北等地区开辟一系列敌后抗日游击战场，创造出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等一系列新的作战样式，使大量日军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能自拔。
　　全民族抗战大大增加了日军的战争消耗，使其严重超过了日本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从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3月，短短8个月内，日军就连续四次追加临时军费共74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侵占中国东北四次战费总和的1.6倍。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日本军费消耗100余亿日元，1938年直接军费59.6亿日元，占国家总支出的76.8%。军费的急剧膨胀，给日本经济造成了严重困难，使日本被迫从1938年起在国内实行全面统制物资，对多种原料、燃料实行配给制，迫使大批民用工业陷入停滞状态，后来他们又试图利用代用品，加收废品，降低产品规格，但仍无法满足需求。1938年12月，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后，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被迫规定“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区”，标志日本侵华战争不得不转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场也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至此，日本帝国主义一击而胜狂妄企图也彻底落空了。
　　四、全民族抗战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抗战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大力支援奠定了坚实基础
　　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九一八事变”后，当世界大国还在坐视旁观或谋求与法西斯妥协的时候，中国军民就独立承担起反法西斯的重任；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又举全国之力，艰苦奋战，粉碎了日军企图在短期内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争霸亚太地区的战略基地的侵略计划，把上百万日军精锐死死钉在中国战场，延缓了整个法西斯勾结起来扩大侵略的进程，为主要反法西斯国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下，中国军民所表现出的高亢的斗争热情、顽强的斗争意志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有力地鼓舞了亚洲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壮大。
　　中国的全民族抗战不仅感动了世界人民，而且让世界认识到了中国战场的极端重要性。国际社会和国际友人纷纷伸出援手，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给予有力的支援。卢沟桥事变后，苏联政府和舆论界对日本的侵略行为给予了严厉谴责，并赞扬29军卢沟桥抗战是“中国方面坚决心与抵抗力之增长，民族觉悟之高涨，人民反对侵略者之愤激”。1937年8月21日，苏联政府又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被国际舆论认为是“插入日本蛮牛颈项的第一支火箭”。苏联政府还以最优惠的条件，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和战略物资，并派来数以千计的军事顾问和志愿空军人员，其中不少人把自己的鲜血洒在中国的天空和大地上。1942年11月，中、美、英、荷、苏五国军事联席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最终达成包括美国向中国境内及入缅作战军队提供武器装备等内容在内的五点协议。美英首脑及参谋人员也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决定设立西南太平洋与中国两大战区，并以《大西洋宪章》为基础，拟定了反法西斯国家所遵守的共同原则，即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国家宣言》。宣言规定“加盟诸国，应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打击共同敌人，且“不得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此后，美国援华物资通过中缅公路和驼峰航线等不断运往中国抗日战场，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与此同时，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共产党也先后以通电、宣言、社论等形式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一些国家的工人还举行集会，抵制日货，拒绝装卸日货和运往日本的军用物资，开展援华运动。不少国际友人如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印度共产主义战士柯棣华、美国医生马海德、奥地利大夫傅莱与罗申特、德国医生汉斯·库尔特、米勒等甚至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直接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大批外国作家、记者、编辑、教授如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等也来到中国，热情报道、歌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发起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反战同盟的会员常常奔赴抗日前线，与八路军并肩作战，为此有些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启示我们，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只要全体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都会被我们克服和战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