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央政府为抗战时期的国家代表

　　由于历史原因，自1927年大革命推翻北洋军阀以后，中国国民党就领导着中国这个国家。当然，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实行反动专制统治，残酷屠杀革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是不承认这个政府的，为此，进行了长达10年之久的革命战争。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主动提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要不继续进行反共内战，中国共产党愿意承认国民党领导的中央政府。1937年9月22日中央政府授权媒体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本人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样，国民党领导的中央政府就成为了抗战时期的国家代表，在总体上坚持了抗战到底。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积极表现，可以归结为这样四个方面：

　　（一）国民党军队主导的正面战场进行了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大会战。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主导的正面战场在战略防御阶段进行了四大战役。首先是“八一三”淞沪会战，集中70万兵力，顽强阻击日本侵略者。这次会战历时3个月，歼敌4万余人，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二是忻口战役。1937年10月中旬，日军向忻口主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国民党守军顽强抵抗，军、师、旅长等在前线督战牺牲。三是台儿庄战役。1938年三四月间，国民党军将士在台儿庄地区对孤军深入的日军和前来增援的日军，进行英勇顽强的阻击和外线迂回包围，歼敌1万余人。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首次最重大的胜利。四是武汉会战。1938年6月到10月，日军从东线向武汉进攻，继而从北面和南面实行包围，战场延及徽、赣、豫、鄂、湘5省，是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战役。此次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

　　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虽然表现出对日妥协、进行秘密谈判和“溶共”、“防共”、“限共”乃至“反共”的两面性，但也继续进行了一些重要战役。如南昌战役、随（县）枣（阳）战役、第一次长沙战役、桂南战役、绥西战役、中条山战役等，给予日军以相当大打击。特别是在1940年5月开始的枣（阳）宜（昌）会战中，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与日军的激战中率部冲杀，壮烈殉国。这是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牺牲的最高将领。此后的第三次长沙战役和长衡会战，分别毙伤日军5.69万人和6万余人，是抗日战争中歼敌最多的两次战役。

（二）国民党军队直接参加了盟军在南亚的战争。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突然对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苏德战争爆发。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政府于次日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的一方。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西方反法西斯战场连成一片，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蒋介石为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国民党军先后组成两批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1942年2月，国民党军以3个军10万人的精锐组成第一批中国远征军，为保卫美英援华的国际交通要道滇缅公路和支援英军进入缅甸。4月中旬取得仁安羌大捷，救出包括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内的被围英军7000余人和被俘人员500余人。5月，在东瓜地区作战的第5军戴安澜师长率部与敌血战10余天，歼5000余人，他本人身负重伤殉国。此后，远征军一部赴印度整训，成为中国驻印军。1943年春，中国驻印军修筑中印公路，为缅北反攻作战进行准备。1944年5月，国民党军又组成第二批中国远征军，进行滇西反攻作战。是年8月，中国驻印军占领缅北重镇密支那；次年1月，打通中印公路。在滇西作战的远征军，经过高黎贡山渡过怒江作战，到11月陆续攻克腾冲、龙陵、松山等日军重要据点。1945年1月底，远征军与驻印军在畹町会师。至此，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胜利完成缅北、滇西作战任务。这两支部队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历时17个月，解放缅甸国土13万平方公里，毙伤日军4.8万余人，是中国军队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

（三）国民党中央政府主导的外交争取到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积极支持和援助。1937年8月，中苏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中国不仅得到了苏联政治上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它的大量军事和技术援助。特别是派遣航空志愿队来华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森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在内的200多名飞行员，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在日本南下将侵略矛头直指美英在太平洋的属地后，美英加大了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批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帮助中国与日本空军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全面合作，成为坚定盟友。1942年10月，美英政府同时表示，废除在华治外法权，使中国至少在法理上获得了平等地位。随后，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国民政府赴美访问7个月，对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促进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慷慨捐款，推动美国政府加强援华起了积极作用。

　　（四）国民政府代表中国赢得了在二战时期的大国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元旦那天，反德意日法西斯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开会，发表《联合国家宣言》，声明一致对抗德、意、日，决不与敌国单独媾和。中国外交部长出席会议，在签字国的顺序上，中国排在美、英、苏之后的第四位，成为《联合国家宣言》的四大领衔签字国之一。1943年11月下旬，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举行开罗会议，蒋介石出席。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问题和日本战败后的处理问题，发表《开罗宣言》，强调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和惩罚日本侵略，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霸占的一切岛屿，将日本霸占的中国领土——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明确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1945年4月下旬至6月下旬，根据雅尔塔协定，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国政府派出首席代表，中共元老董必武作为解放区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讨论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中国共产党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实际核心

　　中国抗战有巨大的特殊性。由于历史原因，除了国民党领导的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和主导正面战场作战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也肩负着抗战历史重任，中国抗战实际上是两个中心。过去常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个形象性的表述，是毛泽东在1941年5月最早讲的。他说：“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为了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有一个更清晰的概念，我认为可采用1937年8月洛川会议决定的说法。它指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纵观8年抗战历史全局，中国共产党在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历程中践行了这个诺言，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实际核心。

　　认识中国共产党在8年抗战中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实际核心，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一）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对凝聚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实行全民族抗战起了本应当由国民党中央政府所起的但没有起的指导作用。

　　首先，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政治基础。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冀以民族革命战争抗击日本侵略军；并且号召全国人民弘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积极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斗争中来。“七七事变”次日，中国共产党迅即通电全国，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相比之下，蒋介石国民政府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之后，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派重兵“围剿”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西安事变后，在全国上下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才不得不改变政策，同意合作抗日。这样，历史的发展就让中国共产党高高地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既成为弘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实际载体，又为实行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其次，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持久战理论是全民族抗战的理论基础。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提出持久战理论，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该著作充分地论证这场中日战争是持久的而不是速决的，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是日本的结论，有力地批判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等错误观点。为了实现持久战这一总的战略方针，还提出了一套具体的作战方针：即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实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在具体战斗中，我可集中优势兵力，由弱者变为强者，由劣势变为优势，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积小胜为大胜，将逐渐改变总的敌我形势。这个持久战理论不仅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和解放区战场起了战略指导作用，而且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也有重大影响。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经蒋介石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理论是全民族抗战的理论基础。

　　再次，促进民族觉醒、振奋民族精神，是坚持全民族抗战的群众基础。还在华北危机加深之际，共产党员作家和作曲家就创作了后来成为新中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立即成为唤起民族觉醒、激励民族精神的时代强音。全面抗战爆发后，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支援前线，参军参战的热潮蓬勃兴起。连工商界也踊跃认购救国公债，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热烈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积极支援祖国抗战。在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后，中共中央代表团领导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七七献金活动”将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推向了高潮。媒体形容献金的热情说：这捐献的不是钱，是中国人对敌军的仇恨，是对胜利的希望。“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武汉抗战宣传是全国抗战宣传的缩影。当时，只有共产党开展广泛的抗战宣传活动，而国民党不开展。8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始终利用一切宣传形式唤起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同仇敌忾，对凝聚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起了巨大指导作用，为赢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奠定了深厚群众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开辟敌后战场进行人民战争，对打击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胜利起了举足轻重的中坚作用。共产党在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上有三大法宝，对打击日本侵略者起了这个作用。

　　首先，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进行人民战争，是发挥中坚作用的一大法宝。国共合作后，两党的抗战立场一致了，但两党的抗战路线却相反。中国共产党主张全民总动员，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始终坚持这条路线，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将一切青壮年男女组织在自卫军中。他们同主力部队一起，分别在所属战区参加作战，对国民党军队予以积极配合；或根据实际情况，抓住有利战机，独立自主地进行作战。到抗战中后期，尽管日军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但侵略者及其培植的汉奸政权只能控制一些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附近地区，广大农村始终掌握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正因为如此，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解放区军民最后承担了对日全面反攻作战的任务。与共产党相反，国民党表现出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表现；另一方面，又反对武装民众，十分害怕人民抗日力量发展壮大，始终不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国民党军队虽打了很多大仗，但有些打得不好，军队损失很大；到抗战中后期，正面战场还出现大溃败。这除了战略部署不当和战争指挥不力等原因外，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配合和支持，也是重要原因。

　　其次，中国共产党将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始终实行“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广泛而又持久的游击战争，是发挥中坚作用的另一大法宝。毛泽东说：“不要看轻这‘游击战争’四个字，这是我们十八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是“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在华北地区正面战场的作战基本结束后，八路军实行大幅度分兵，向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发展游击战争，在战略上造成对日、伪重点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从抗战全局看，它构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呼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策应的、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战场。这个敌后战场，不仅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直接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而且钳制大量日军，迫使日军将原先用于进攻的兵力转用于防守占领区，从而对停止日军的战略进攻起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在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的基本形态。到1943年，解放区军民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至抗战结束，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对日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毛泽东说：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再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开辟敌后根据地作为坚持人民战争的基地，是发挥中坚作用的第三大法宝。在山西抗战期间和其后，八路军各师主力分别在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发展游击战争同时，开辟敌后根据地。到1938年底，八路军各部在日伪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华中的新四军在皖南、苏南等地为建立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这些根据地的发展，成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依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扫荡”为主的毁灭性打击政策，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承受着空前巨大军事压力。中共中央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根据地广大军民，正确处理各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战胜困难。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从1943年起，各抗日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先后扭转。1944年，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部分沦陷区还变成了根据地。在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遭遇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溃败后，党领导的敌后军民抗战的战略作用更加凸显。各抗日根据地不仅得到完全恢复和巩固，还开辟了一些新的解放区。到1945年春，包括原有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内，全国已有18个解放区，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近100万，还有民兵220万。这为对日全面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根据两国三方关系不断变化的特殊格局，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对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起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导作用。

　　首先，深刻分析不断变化的中国抗战形势，正确处理两国三方关系，对引导中国抗战胜利起了领航性主导作用。随着抗战深入展开，中国的抗战形势越来越错综复杂。如果说日本政府是企图吞并中国的疯狂侵略者，那么国民党顽固派则可称为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局势的麻烦制造者。处理不好这内外多方关系，中国抗战随时都有中途妥协乃至失败和重新爆发内战的危险。中国共产党表现出相忍为国的民族团结精神和高瞻远瞩的大局意识，使中国抗战不断克服困难乃至危机。国内方面，国民党军队虽然进行了不少有影响的会战，但抵挡不住日军的强大进攻，在一年零三个月内丢失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与此相反，八路军、新四军等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既有效地打击和牵制了日军进攻，且自身得到很大发展。两条抗战路线，两种抗战结果，必然影响两党关系。政府当局对于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和巨大发展忧心如焚，不断制造事端，乃至挑起局部严重冲突，至抗战结束两党关系时好时坏。从国际方面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政府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日本继续对蒋介石集团开展诱降活动。到1940年10月，国际上诸多力量对蒋介石或拉、或诱、或援，令他感到身价陡增，开始飘飘然了。这是他发动反共高潮的一个重要背景。这样，如何处理两党关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共产党就成为一个棘手问题。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成熟的党，对于抗战形势的逆转和两党关系的恶化，以及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已作了充分思想准备，并有相应的对付措施，因而两次打退反共高潮时，一方面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又密切关注抗日战争的发展走势，不仅没有因两党关系恶化对两国三方的特殊格局失去掌控，而且迫使国民党政府回到继续抗日的正确方向。

　　其次，深刻分析不断变化的国内阶级关系，对增强最大的抗战力量，起到了凝聚性主导作用。这非常突出地反映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变化上。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指出大资产阶级在抗战问题上分为三派：(1)右派，投降派；(2)中派，即顽固派，包括蒋介石，阎锡山，他们又要反共又要抗战，又抗战又准备投降；(3)顽固派中的左派，是可变派。我们对投降派要打倒，完全孤立他们。对中派要团结，同时斗争。对左派要团结，要帮助。并且强调“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在抗日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打一拉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对大资产阶级认识上的这个重大变化，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发展。不仅如此，党还对“中间势力”作了深刻分析，不断扩大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在打退两次反共高潮过程中，中共中央明确地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要求逐渐地扩大属于中间势力的对象范围，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也无论对打退两次反共高潮还是在共同抗日的斗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再次，深刻分析国民党政府不断变化的对日立场和对共产党的态度，提出“三个坚持、三个反对”等一整套政策和策略，对推动国民党抗战到底起了督促性主导作用。择其最主要者有：一是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方针。自1939年始，国民党统治集团与我党的摩擦和冲突事件越来越频繁。中共中央指出：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但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同时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党的任务是既要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又要竭尽一切可能维护团结抗战局面。这一年7月和10月，党一再强调这“三个坚持、三个反对”的方针，且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基本方针。二是揭示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多层次多侧面关系，强调以斗争求团结。1940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高干会上就团结与斗争关系的不同情况作了具体分析，指出：1、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2、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3、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4、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抗日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5、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6、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斗争，因为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7、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摩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整个抗战期间，党坚持这些原则，既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又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提出了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1939年12月，党正式提出这个原则。毛泽东解释说：“有理”是自卫原则，体现了斗争的防御性；“有利”是胜利原则，体现了斗争的局部性；“有节”是休战原则，体现了斗争的暂时性。“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摩擦则要同它斗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举进攻共产党，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一个目标上去。”党的“三有”原则，为坚持两党合作抗日确立了准绳。正因为如此，两党才最后共同夺取了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

                                            三、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启示

第一，落后就要挨打，强大才有尊严，抗日战争的历史告诫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奋斗，实现中国梦。

作为小国的日本之所以敢于不断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国，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之所以历经曲折，艰苦卓绝，长达14年之久，中日之间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强盛的国力既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强大动因，又是其持续进行侵略战争的雄厚物质基础。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严重落后性，既是中国近代以来悲惨历史的主要根源，又是日本帝国主义敢于野蛮侵略中国的主要原因。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负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他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抗日战争的历史告诉我们，要根本摆脱落后被动挨打的历史命运，就必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当综合国力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今世界，虽然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主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霸权、没有竞争、没有危机，尤其是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还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压力。因此，只有不断提升我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实力，才能战胜种种风险挑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回击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挑衅，应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维护中国生存和发展利益的必由之路。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征程中，必须强化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抗日战争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许多关系全局的问题长期困扰和影响抗日战争的进行。在“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时期，主要是是否抵抗日本侵略的问题；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是如何抗日和夺取胜利的问题。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在很长时期内，甚至到抗日战争结束，都没有清晰的认识，而中国共产党对这些问题，给出了正确的、深刻影响战争进程的回答。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领导全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振兴的坚强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中流砥柱，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今天，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也是充满挑战、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党的领导，沿着党制定的正确路线前进。

第三，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告诉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贯彻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全民族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大特征，是抗日战争区别于近代以来其他反侵略战争的主要特点，也是其能够坚持14年之久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强调发动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唯一正确途径。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一系列决策与部署，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深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领导军民广泛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大规模开展抗日游击战，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陷日寇于灭顶之灾。敌后抗日战争的发动，敌后战场的开辟、坚持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实行人民战争和力行群众路线的结果。抗日战争的胜利归根到底是人民的胜利，是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对此，毛泽东有过深刻的阐述：“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完全打不破的。”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此指出：“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十八大后，党中央部署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重大成果。回顾抗日战争的历史，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群众路线对于国家和人民、对党及其完成使命的极端重要性。

第四，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丰硕成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必须坚持、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包括三个方面：中国国内的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际上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抗日统一战线，日本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三者交相作用，成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这个法宝，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促成者、力行者和维护者。由此，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总路线、总政策、总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特别是在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凝聚的力量越大越好。新时期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有其坚实的基础，也有很强的现实需要，我们应该像抗日战争时期那样，开展统一战线、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国内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及一切热爱中华民族的人们的大团结，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建立和平发展、有助于实现中国梦的统一战线。

第五，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尊严的正义战争，抗日战争的历史启示我们，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对于胆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基本利益的行为，必须给予坚决的、有理有力的回击。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同时，中华民族又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 “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宣告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破产，而其错误的应对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加深了民族灾难。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就鲜明地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华北事变”后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受到国内外普遍赞誉和广泛的响应，并且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战。国共两党在“七七事变”前的这样两种应对决策，结果截然不同的事实，以及全民族抗战战胜日本侵略者、雪洗民族耻辱的事实，具有深刻的历史启示意义：面对侵略一定不能软弱、气馁，而是要坚决地、勇敢地斗争。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吸取近代以来尤其是抗战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确立和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向世界作出了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的庄严承诺，始终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积极倡导世界各国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把我国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现在世界上仍然有极少数人，罔顾侵略战争历史，企图挑起周边地区事端，这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亵渎，是对人类和平正义的蔑视，是对中国人民和国家主权的挑衅。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已经申明了中国的基本立场：“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我们一定要秉持这一精神，与那些旨在损害中国主权、伤害中国人民情感、破坏中国发展的现象和企图做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抗日战争中，面对凶残的敌人，中华民族没有畏惧，反而在民族危难面前更加团结；没有退缩，反而在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上更加执着，并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天，发生历史性巨变、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高歌猛进的中国，更应如此，也必然如此。